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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中国古代小说史述

2020-05-13 15:36      点击:

  作为教材的编写,作者力图在其中贯彻一种理念,即通过中国小说史教学,去指导学生了解认识小说,主动地结合相关文化背景去鉴赏评价中国古代小说,进而去动手创作小说。

  作为学术专著,该书以宏大的视角对小说的文化特征加以审视,通过细腻的文体比较对小说的内涵特点加以界定,从文学、文化和哲学三个层面上制订出相对客观的小说评价标准。

  在此基础上,着眼于中国古代文化背景,关注小说作品、小说理论和小说传播媒介这三个要素互相推动发展的特点,描述不同阶段的小说创作情况,归纳总结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规律。不执着于资料的详备,对于为人熟知的作品和形象并不过分解读,对于一些受关注度不高的小说类型和有特点的配角形象则予以相对细致的研讨。古代小说史上的地位。

  本书可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用书和参考教材,也可以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爱好者的参考用书。

  赵旭君的《中国古代小说史述》即将付梓问世,承蒙青目,多方致意,托我作序。重托之下,其实难副。而赵旭君盛意殷殷,只好勉从其意,略谈一二感想,以做弁言。

  时下,治小说史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一则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开山在先,至今仍为中国小说史的典范之作,成为横亘于治小说史者面前的一座大山,使人拊膺长叹,难以超越。二则数十年来各类小说史层出不穷,诸如小说通史、断代小说史、各体小说史等,可谓诸体皆备,卷帙浩繁,要想翻新出奇,殊非易事。

  有鉴于此,作者意在写成一本有学术个性的教材,以中国小说史教学为门径,使学生在了解文化背景的基础上鉴赏、评价古代小说,进而触发学生创作小说的欲望,学以致用。私意以为,笔者命意所在,自有其价值。

  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小说是晚出的文学形式,其发展历史远不能与诗歌、散文相比。但是,如果从中国小说史自身来看,从小说开始成熟的唐朝算起,距今也有一千四百余年了。

  然而,要说到小说形成的因素,则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从先秦神话寓言,史传文学,再到杂家著述,都能找到小说的某些影子。只是这些材料浩如烟海,极为复杂,梳理归类极为不易。针对这种现象,笔者试图通过文体比较,对小说的内涵加以界定,从文学、文化和哲学三个维度探讨小说的评价标准,辨析古代小说的发展规律。

  作者首先主张回归本源,回答“小说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在厘清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兼顾小说古今含义的不同表述,对小说本体的确认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标准,用通行小说的标准来明确作品的归属。然后,再制订小说的评价标准,使学生能够对小说有一种直观的体认,知道什么样的作品是好小说,并将这种认知转化为写作能力,体现在小说写作练习之中。

  其次,不完全遵从小说史约定俗成的模式套路,以纵向发展为线索,对不同时期的小说创作情况进行梳理,分析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规律。同时,作者在描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轨迹时,还能照顾到不同阶段的均衡性,对以往小说史关注不够的某些阶段的创作情况进行比较详细的梳理分析,对于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采取相对简约的记述方式。这种处理方式的是非优劣,得当与否,只好说见仁见智了。

  赵旭君为人诚笃,于读书为学始终保持虔敬之心。总能记起他求学阶段的真诚和执着,时光匆匆,廿余载悄然而逝。在当下熙攘来往、纷扰喧嚣之境,尚能守一方净土,殊属不易,一时间,心有感佩呀!

  每次写完一篇文字,我总是会有摆脱不开的遗憾。“暨乎篇成,半折心始”,这种感叹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从2005年开始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至今,想法很多,一吐为快的愿望也日甚一日,但真的动笔了,却发现这实在是个苦差事,甚至可以说是对自己的折磨。它就像个无底洞,近三年的时间,拖拖拉拉,时写时停,有时甚至几天都写不出一个字来,只能面对着电脑发呆。

  在无力而又不甘的状态下,我搜刮肚肠,努力阐述着“小说是什么”、“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小说史是怎样发展的”这些问题,努力梳理着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轨迹。今天,终于跌跌撞撞地把这本书写完了。效果如何呢?反正我自己是不满意的,因为还有很多内容没有说明白,没有说透彻,一是要照顾篇幅,二是时间真的太紧了,特别是我现在似乎无力再去组织语言了。

  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问世后,小说史的撰写时有进行,但相关著述似乎总是无法超越《中国小说史略》。窃以为,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小说史略》具有学术著作和教材的双重身份。而其他小说史著述或偏重于学术研讨,或偏重于资料汇总,却少有如《中国小说史略》那样将学术理念贯彻于教材撰写中的。

  贯注着学术理念的教材有其自身的优势。因为是教材,其语言就少了些学究气,就像《中国小说史略》,即使是文言写成,也无法掩饰其活泼泼的生气;而学术理念是教材的灵魂所在,读教材,在流畅自然的语言中对话作者的学术思考,又无须进行烦琐的学理考证,这本身也能体现出学习的乐趣。

  借着沈阳大学转型发展的契机,我承担了撰写“中国小说史”课程教材的任务,心中不揣冒昧,私意本书的撰写也要遵循这个原则,写成一本有学术个性的教材。

  既然是教材,我就尽量让语言顺畅些,免得学生读不下去,在此基础上努力梳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将自己的一些学术理解,一些私货夹带其中。

  徐朔方先生在《明代文学史缘起》中提出“编写文学史应该将所编写时期所有的作家作品巨细无遗地全部加以阅读研究。编者有权决定将谁写进或不写进文学史,但是事先必定要审慎地阅读作品”,这是一个美好的学术理想,编写小说史也应该这样。但客观来说,这又是非常难的。

  对于我自己来说,教授“中国小说史”课程十几年了,水平高低不等的论文也写了20余篇,可是真正做到竭泽而渔的研究,非我能力所及。

  不过,对于一些问题,我也的确有着自己的见解,而且,作为教材的编写,我也力图贯彻一种观念,就是通过教学,努力去指导学生了解认识小说,主动地结合文化背景去鉴赏评价小说,在此基础上去动手创作小说,毕竟这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技能培养的体现。

  中国“小说”范畴在发展过程中,其含义是丰富而复杂的,特别是古人的小说观念相对宽泛,甚至可以说是驳杂多样的,所谓“古小说”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文体并不一致。于是,一些小说史著作或者小说作品选本往往采用折衷的原则,将凡是具有故事性的作品统统收入其中,都视为“小说”。

  但是,这样就会造成内容过于庞杂、头绪过于混乱,资料全则全矣,但到底什么是小说呢?在教学过程中,我一直鼓励学生们动手写小说,编成的作品集也有几本了,但是每次面对“小说是什么”这个最本质的问题,还是会觉得有些模糊。

  其一,努力回答关于小说的基本问题。在兼顾小说古今含义的同时,对小说本体的确认采取了相对严格的标准,尽量用现代小说的特点来确认作品的归属,避免过多的折衷。

  明确文体意义上的小说概念,然后制订小说的评价标准,这样就能够让学生对小说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有一个相对明确的遵循尺度,明确什么是小说,明确什么样的作品是好小说,其优秀之处体现在哪里,这样有针对性地学习会提高效率;

  其二,在以时间为线,对不同时期的小说创作情况予以描述,努力归纳总结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规律的同时,尽量照顾到不同阶段的均衡性,某些阶段的创作情况尽量细致一些描述,而对于明清时期反而要尽量粗线条一些,对于大家熟知的作品和形象并不过分追求细致分析,甚至有意压缩篇幅,对于一些平时关注不多的小说类型和有特点的配角形象反而多说一些。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固有的模式套路。

  当然,《红楼梦》是一个例外,本书在附录中给予这部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较多的篇幅,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突出其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将其作为具体分析作品的例证。

  同时,本书也不执著于资料的详备,因为当代不少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李剑国和陈洪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小说通史》在资料上就已经相当全面了,所以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只是尽量细致地对引用的内容加以注释,这样学生们可以自己按图索骥去参考阅读了。

  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在强迫自己阅读大量原著和相关理论著作的同时,也更加切实地感受到诸多师友的关爱。

  1994年,我考入沈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孙民教授和刘红军教授在关心我生活的同时,认真指点我初窥中国小说之门径,不辞辛苦地修改我这个狂妄小青年的一篇篇稚嫩的文章,大三时候我写出的两篇小论文就是由他们推荐发表在学报上的。直到今天,他们依然关心着我的成长。

  孙民教授在《中华活页文选》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聊斋志异》的文章,每次都会送我一本;刘红军老师虽然已经调到上海工作,可是依然经常通过电话和网络指点我,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刘老师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并把他尚未发表的红学研究论文《“东省”到底在哪里》送给我,以期对我有所助力。

  1998年,我到沈阳市第105中学高中部任教,担任班主任并教授语文课。这是一所普通中学,学生们都是所谓中考的失意者,和重点中学分数线差了几十分,但这些孩子们学习热情极高,特别喜欢阅读,我于是利用班主任的权利,因势利导,仿照上大学时候的做法,动用班费给考试成绩优秀者购买了文学名著作为奖励,进而在全班形成了阅读文学名著的风气,同时指导他们积极写作并向报刊投稿,高中阶段就有十几位同学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文章,这些稚嫩的文字我到今天还珍藏着,作为一份美好的回忆。而“中小学时候的习作多少都有些小说色彩”的观点也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

  2002年我考入辽宁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能够师从胡胜教授是我的幸运。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严师,我保留的论文草稿上满是他红色的批语,至今还让我胆战心惊,不敢懈怠。特别是在读书方法上,他对我耳提面命,令我有了较大的进步。他的书房是我最喜欢待的地方。他就像个魔术师,我需要什么资料,他随手就能从书架某处找出来。

  我佩服胡老师充沛的精力,行政工作、教学工作以及家庭生活,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他告诉我,读书,要学会抓住时机就翻翻,好书都是有感情的,你没事就翻翻,一定会得到回报的。这是个好方法,很多书籍就是这么翻翻读完的。

  写这本书的时候,胡老师在百忙之中对我给予了很多指导,特别是在微信记录里,满是我们讨论的痕迹。他也特意把自己未发表的论文《重估“南系”西游记:以泉州傀儡戏三藏取经为切入点》送给我,让我对《西游记》的成书与传播有了更加客观的认识。

  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涂光社教授。涂老师的严谨常常让轻狂的我无地自容。每次讨论,他总是笑眯眯地让我拿出证据。证据?证据!这本书的撰写,我的速度很慢,因为我在努力做到言之有据,尽管期待和实际相差很远,但涂老师的话一直在耳边,证据?证据!必须言之有据!

  感谢罗书华教授,在我求教时,他慷慨地将当时尚未发表的《“四大奇书”的成名与意蕴》一文赠送给我,并惠赠《双凤护珠——红楼梦的结构与叙述》和《红楼细细读》两书的电子版,此后又寄来了他选编的《经典的真相与魅力》一书。

  感谢苗怀明教授对我的诸多指点,他精力旺盛,经常是夜半时分,我在微信上提出问题,他几乎都能秒回。有时我会感叹“您是否在监视我”,他的回复是“就怕你偷懒”!苗老师坦率而热诚的点拨经常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的点滴思考也承蒙不弃,有多篇发表在苗老师主持的“古代小说网”公众号上,并以此为平台得到了诸多师友的批评指正。

  感谢许振东教授,他不仅在所主持的“京畿学堂”公众号上刊发我的拙劣文字,还赠送了《小豆棚》一书给我做资料,并惠赐大作《金瓶梅的意义诠释及研究》与《明清小说的文学诠释与传播》,开拓了我的视野。

  感谢我的小师姐,辽宁大学的刘磊老师。她年龄比我小,但入师门在先。这是个聪明的女子。在我的印象中,她总是那么平和稳重,似乎就不知道什么是着急,总是那么举重若轻地把问题挥洒自如地解决掉。最让我钦佩的是她拥有极其强大的资料搜集能力。我缺少什么资料,一定会在她那里得到。这次撰写过程中也不例外。

  感谢大连大学的吴金梅老师。她在我撰写之初就为我求得陈平原先生《中国散文小说史》签名本作参考。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她常常通过微信和QQ提出意见,给了我很多启发,而在我写作进入低潮时,又是她给了我许多鼓励。

  感谢我的学生们。从2002级到现在,已经有上千名同学听过我的课了。在教学过程中,我不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传授,总是鼓励他们亲自去写小说。这些年来,有些同学已经是不错的小说写手了,有的还写出了长篇小说。学生们经常把他们的作品发给我看,师生共赏,共同讨论。

  我经常会说他们的作品不是小说,而是故事。那什么是小说?什么是好小说?问题不断地产生,教学也就越来越有趣。通过师生间的讨论,我对一些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写这本书,也算是给我的学生们一个交代吧。

  感谢撰写小说史的诸多前辈,李剑国和陈洪先生的《中国小说通史》资料详备,让我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少走了很多弯路。陈平原、刘勇强、罗书华等先生的著作让我受益良多,甚至可以说我大量摘抄了他们的精论妙语。

  最要感谢的是我的母亲。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年过古稀的她拖着残疾的身体照顾我的生活。这段时间,我几乎没有带她出去散步……只有母亲,能这样体谅她的儿子吧。

  说了这么多话,其实就是要表达一个观点,那就是,今天,我交卷了,可以松口气了,尽管说这句话的时候,底气不是很足。

  2019年8月,在书稿收尾的日子里,沈阳的天气很古怪。前十天是赤日炎炎近40度高温,后面却由于台风利奇马的缘故而连续几天的大到暴雨。我每天近十个小时待在电脑前,风声雨声伴随我的读书声,自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手抚脖颈,挥汗如雨;目视窗外,大雨倾盆,处此情境,脑海中竟然几次想到了老舍笔下的祥子,那个在烈日和暴雨下奔波的骆驼祥子!期待,在今后的日子里,在学术生涯中,自己能多一些骆驼精神!

  赵旭,1975年11月出生,辽宁沈阳人。沈阳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文学博士。沈阳市作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和辽沈地域文学与文化,发表相关论文50余篇,主持省市各级纵向课题10余项,出版《谢榛的诗学与其时代》《民俗故事经典》(与孙民合著)、《沈阳文学史》(与刘磊合著)等,发表文学作品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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